韩国与中国都有被日本侵略的历史。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记忆，但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重要历史。正是因为如此，有关日治时代的历史故事，以电影、电视剧以及小说为媒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玄镇健的《好运的一天》，也是讲述那段历史的故事之一。
  玄镇健是韩国现实主义近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1900年，出生于韩国大邱市。他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德语学校，之后来到中国上海，就读于一所外国语学校，是一名精通多种语言的国际人才。1920年发表短篇小说《牺牲花》，以白潮同盟者的身份开始文坛创作。
    曾在《时代日报》、《每日日报》等报社当记者，在韩国《东亚日报》的社会部担任部长一职。但于1936年受“日章旗抹杀事件”的牵连，遭受了一年的牢狱之灾。之后，他离开了报社，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日章旗抹杀事件”：1936年8月1日，韩国青年孙基祯与南升龙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分别获得了马拉松冠军和季军，当时汉城的民族报纸《东亚日报》与《朝鲜中央日报》在刊发孙基祯与南升龙的获奖照片时，不约而同地利用了技术手段，悄悄抹去了他们两人胸前的日本太阳旗标志，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两家报纸先后被强行停刊，报社主编与有关记者则先后被抓入牢狱。）
  玄镇健的代表作《好运的一天》，是以记者的角度写的小说，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描绘了在日本殖民地社会中挣扎的人民的困苦。他通过一个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把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掠夺而变得贫困的个人生活与民族整体的困境联系起来。小说以讽刺的形式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这一点有点像鲁迅的小说《祥林嫂》。玄镇健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阶级常用的粗俗语言，描绘了日治下他们遭受的痛苦和悲剧，真实地描写了底层人生的一面，并用了反语手法，突出了“好运的一天”这个题目下“残酷悲痛的现实”。主人公的悲痛堪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国后，百姓的生活悲惨无比。
    《好运的一天》的故事，是从一个东小门的人力车夫金添志开始的。小说以日本政府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日治时代为背景，从近十天都没赚到钱的金添志突然“高朋满座”，赚了一大笔钱的那天开始。